春节，作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最隆重的节日，一直备受国人的重视。一九七零年前后，闹了一阵子破除旧习俗过革命化的春节，也只是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就烟消云散了。即便是在过革命化春节那两年，虽然生产队到大年三十下午才放假，但依然不耽误大家对春节的重视程度。
春节，是一个家人团圆的节日。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说的就是不管一年的工作成绩好坏，都要回家过年团圆。全家人能够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到一起，尽最大可能地做一桌好饭，这可能是绝大部分国人的一个心愿。北方的习俗是大年三十全家吃饺子，俗话说：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过年的时候不光人要回家，东西和钱也要回家。我老家是北京顺义县，现在叫顺义区，五八年以前行政区划属于河北省，算是北方。我们老家的习俗是：年前要把借出去的东西和钱都要讨要回来，跟家人一起过年。但这个讨要也有个时间节点，就是大年三十这一天。不管是东西还是钱，大年三十以前还没有讨要回来，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就不能再去讨要了，直接转入下一年再说了。
以北方农村为背景的样板戏《白毛女》里面，在外面躲债多日的杨白劳，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回家，估计就是根据风俗习惯，以为债主黄世仁不会再来讨债了。杨白劳虽没钱，但也给闺女喜儿买了一段红头绳作为新年礼物，准备跟喜儿踏实地过个年。作为反映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号召农民起来反抗的一部文艺作品，《白毛女》的创作者们是懂民间习俗的，并巧妙地利用它来突出主题。地主黄世仁不按照传统习俗来，大年三十还逼债，并且抢走了喜儿逼死了杨白劳，于情于理都突破了人们心中的底线。能办出这种事，他想不招大家恨都难。
对于普普通通的家庭，春节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交机会，一年中其他时间可能很少不走动的亲属和朋友，春节期间一定要去看望。如果连着两个春节都不走动的亲属和朋友，再想保持关系可能就困难了。由此也能够准确的看出，春节回家的重要性。
我对春节回家最迫切的时候是八二年春节。八一年八月二十四号，我从顺义县城关第一中学来到了石家庄陆军学校报到入学，九月一号正式入学入伍并开始计算军龄。从高中到军校以后，虽然处处新鲜但也有不少小小的失望，这个失望是因为军装发放引起的。去我们学校招生的干部说：我们入学以后跟地方大学一样，不光是有寒暑假，而且按照干部标准发放服装，也就是军装上衣是四个兜的干部服，还有当时部队干部发放的黑色三接头皮鞋。结果我们领到的都是战士服装没有皮鞋，调高了的胃口降下来难，大家一片抱怨之声，很有一点上当受骗的感觉。
学校和中队领导，对于大家的抱怨情绪很看重，各级领导都来做工作，总算是安抚住了绝大多数人，但依然有个别同学选择了退学。记得当时学校的一位领导，给我们做安抚工作的时候，念了一个同学写的打油诗：十年寒窗苦，落到步校一身土……。这位领导声情并茂地朗诵这首打油诗，引发了同学们的会心大笑。
这种事情本可以不发生，问题出在招生的人员，介绍学校情况时候夸大其词，把大家的心理预期拉得很高。到学校以后的真实的情况和承诺又相差太多，让大家上当受骗的感觉特别强烈。
部队接兵和招生的人过度承诺不是个别现象，我就亲身经历过。八四年底我当新兵排长带新兵的时候，我们排就有一个来自四川彭县的新兵王先富，面对我们营房经常停水停电的生活条件和地理位置，死活不干了非要回家。我问他因为啥不干了的时候，他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跟我诉说：还说是北京部队，早上跑步就能到，说我们是机械化部队，每人最次也弄一辆摩托骑，哪儿有这事儿啊？那种被骗以后醒悟过来的愤怒，充斥在他每句话里。因为被蛇咬，现在看见井绳都要跑。这位没有在部队呆几天的小战友，最后还是决绝地选择按退兵处理回家了。
八三年兵长治战友张旭斌，不止一次和我讲过，当年去他们那儿的接兵干部，介绍我们部队情况时，说我们是机械化部队，上厕所都要开装甲车。每当说起这个事儿，我们都会哈哈大笑，并对说这个话的战友有一番评说。
后来在部队期间，每当新战友来队以后，我都会有意无意地询问新战友，接兵的人怎么介绍部队情况的。假如发现有夸大其说的，我都会找到这个接兵战友，批评他为了虚荣面子逞一时口舌之快，从而为后来工作埋下无穷隐患的短视行为。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极力避免自己出现这样一种行为。虽然在部队期间我没有接过一次新兵，但我转业以后，在保定的一个企业负责了很久的员工招聘工作，招聘的员工总数保守估计也有一万大几千人。每次招聘的时候，不光是我自己，而且我还要求和我一起招聘的同事，在介绍公司情况的时候宁可说得差一点，也决不能夸大。因为招聘来的人，今后就是我们的同事，公司的情况好于我们的介绍，不会有谁来找我们打架。反之，即便是他们不来找我们，但心里对我们的看法也好不了。
第一次离开家穿上了军装，说不想家那是瞎话，但大老爷们想家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我想家的时候，就会跑到我们中队三楼的平台上，靠近西北角的栏杆处，对着自己以为的北京方向发呆。后来我明白过来了，我在学校的时候没有了方向感有点转向，北京应该是在我们学校的东北方向，西北不是家的方向。
越临近春节想回家的愿望越强烈。当时虽然还不流行倒计时，但我每天都掐着手指头计算，还有多少天就可以回家了。因为招生的干部，说我们有寒暑假，所以就算计寒假哪天开始。春节当月的课程表发下来以后，总算是知道哪天放假了，然后就盘算怎么回家，回家能呆几天。
结果盼来的消息不是哪天放假可以走，而是春节放假不能回家。开始中队干部还给大家做工作，讲部队的特殊性，讲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大道理。同学们的觉悟好像一下子都不怎么高了，马上就联想起服装发放的事儿，这次说啥都没用，反正春节就是要回家，而且群情激愤。
感谢时任校长袁捷和政委宋双来，在临近春节放假的最后关头，拍板让我们春节放假可以回家。因为假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中队又根据回家路途的远近，划定了哪些地方以远的人不能回家，哪些地方以近的人可以回家。中队绝大部分人可以回家了，不能回家的人是少数。
因为可以回家的决定是临走才做出的，学校也就没有提前联系石家庄火车站的人来学校售票，大家都赶紧坐一路公交车去石家庄火车站买火车票。售票窗口排队的人，穿军装的占了绝大多数，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
拿到火车票以后，穿什么衣服回家又是一个挺费心思的事儿。春节时值冬季，部队都穿着冬季服装。我们入学发了一套冬装，另一套需要等到第二年才发放。我们发的冬装还是棉布材质的，第二年发放的第二套冬装就是涤卡材质的了。我们无意中成了穿棉布军装的最后一批兵，这一段时间点是八一年。棉布冬装宽宽大大很柔软，但同时也很臃肿皱皱巴巴。而且棉布材质特别不结实，我穿上冬装还不到一个星期，有一天不小心裤腿刮到了门前拦护着新栽的，还没有膝盖高的冬青树的铁丝网上，刺啦一声扯了一个三角口子。后来还是我们班长杨跃坤帮助我一针一线地给缝好了。
谁也不想穿冬装回去，因为冬装穿起来窝窝囊囊，特像电影中被俘虏的军队炊事班老兵，满脸沧桑叼着一个烟袋两眼傻呆呆的。穿夏装回去是大部分人的选择，但夏装比冬装瘦很多。外穿夏装里面穿棉袄棉裤套不进去，只能内穿绒衣绒裤。这么穿上以后，任何一个人都像外皮紧绷的火腿肠，伸胳膊拉腿蹲下起立都有一种紧绷感。尤其蹲下的时候，需要非常注意减小动作幅度以免裤裆被撑破。
大衣的问题更大，部队大衣的使用的时间是八年。所以我们领到的大衣都是别人穿过后又交回的，油渍麻花脏兮兮不说，还有很多破洞露着发黄的棉花，大衣扣子也缺了不少。刚发下大衣的那天，正赶上学校晚上集合到俱乐部前面的露天电影场看电影，其他中队虽然也穿大衣，但人家的大衣整整齐齐。我们中队过来的时候，跟丐帮一样被大家指指点点。因为缺少扣子，有些人的大衣都敞着怀，跟刚上威虎山的杨子荣一样。后来再看电影的时候，中队干部让我们大家统一扎上腰带，以解决敞胸露怀的问题。再后来发下来了大衣扣子，让大家自己缀钉上，算是完全解决了问题。
这样的大衣穿着回家肯定不行，说不上是为维护部队形象，主要是自己感到丢人，堂堂的军校学员，穿一件破破烂烂的军大衣让家人看，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从部队考上军校的班长们的大衣相对较好，但班长们也要回家，想借都找不到人。最后很多人就没有穿大衣回家，我就是这样穿得跟火腿肠一样，没穿大衣冻得哆哆嗦嗦地回家的。
上图就是八二年春节期间，在火车上被旅客认成是六校的石家庄陆军学校臂章，下图是随后下发替代臂章的校徽。
那年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和同学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很是扎眼，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这就是臂章。我们入校以后，因为发战士服装引发了大家的极度不满，没有校徽同样是反响巨大。当时大学生是所谓的天之骄子，长条状白底红字的校徽就是最明显标志，军校没有校徽算啥大学啊？当时我们学校的袁校长和宋政委真是开明，为满足大家的虚荣心，在校徽没有制作出来之前，做了一个臂章发给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
臂章是菱形的，上面醒目地写着两个大字“陆校”，就是石家庄陆军学校的简称。臂章要自己用针线缀钉在军装上，缀钉位置在左袖向外居中，臂章上角距离肩部衣袖接口缝十公分处。
这个臂章在学校的时候，大家未曾发现有啥问题，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佩戴，也不用多想。结果戴着这个臂章坐上火车的时候，因为很多乘客不是石家庄市的人，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个臂章，就有很多人跟我打听其他几个学校在哪儿。开始我没有明白他问的是啥意思，他指着我的臂章说，你们是六校，排名其他的学校呐？这时候我才明白他把陆军的陆字，理解成数字中的六了，赶紧跟他一通解释。
臂章在石家庄陆军学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二年学校就收回了臂章，下发了和地方大学一样的校徽。回收臂章的时候要求很严格，声称缺一不可。但我认为这个物件挺有纪念意义，就谎称丢了没有上交留存了下来。每次翻看这个臂章，睹物思往事，立马就想起了当年在石家庄陆军学校的岁月。
后来在石家庄陆军学校的日子里，学校依照招生时候的承诺，兑现了寒假和暑假。但当兵总是回家也闹误会，因为在我们村人们的观念里，当兵是不能经常回家的。我寒暑假一年回家两次，每次呆的时间还挺长，就有街坊大爷大妈话里话外绕着弯子嘱咐我在部队要好好干，没事不要总往家跑，让我挺哭笑不得的。
所以我分到部队以后，虽然第一年当排长我是可以回家过年的。但为了体验部队的过年，也避免村里大爷大妈的殷切嘱托，还是主动要求留在连队，没有回家。
部队每次过年的时候，对干部战士都是一个考验。因为部队要保持在位率，决定了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回家。不光是战士，干部是相同。基层干部在位率要保持在三分之二，机关干部要保持二分之一，主官一定要保证有一人在位。所以过年的时候，谁回家谁留队，连队干部们早早地就开始互相协调了。
对于战士来讲，春节回家过年，是一个不成文的奖励。一般都是安排因为奖励名额受限，应该奖励而没有受奖励，或者是有特殊情况的人回家过年。当年立功受奖或者刚刚入党的人，一般都要礼让其他人。新兵礼让老兵，有对象或者结婚的礼让没有对象的。
在连队的时候，我大多数都是在部队过年。到机关以后的第一年，因为家离部队比较近，再加上我儿子经常闹病，我总要回去探望。所以在年前司令部安排探家人员的时候，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提出回家，因为好事儿不能总是你一个人独占，人有脸树有木头啊。
过年前司令部组织了全团的紧急集合，这也是每年过年前的一项惯例。团里的春节联欢晚会由政治处组织，提前就组织了几次节目验收和彩排。
九三年春节时候的政治处主任是郭志刚，副主任是李志玉，这俩人都当过一营教导员，也就是我在一营炮兵连时候的老领导。政治处为了让大家过好年，应该是精心筹划狠下了一番功夫。他们把每年单一的联欢晚会内容扩充，把团拜会、烟火晚会和联欢晚会放到了一起，举办了一场综合晚会。
这种综合晚会的创意，不知道别人，反正我能一下子感觉到这是郭主任的创意，因具备明显的郭主任工作特征。在一营的时候，还是教导员的他，就善于把司空见惯的一些活动搞出新意。一个简单的车辆换季工作，经过他的一番策划。专门设置的主席台两侧摆放上了各连的黑板报，营里大喇叭里面换季进度和好人好事的播报，愣是让我有了在中小学时候开运动会的感觉。
为了配合政治处组织的这场综合晚会，参谋长王国启组织了所有在部队过年的司令部人员全体出动，详细分工各负其责。在参谋长一本正经布置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想笑，团里的这个晚会，被一营的两任教导员和一任营长三个人给承包了。
天刚擦黑，各营连的人员都带到了团俱乐部前面的广场。这次部队不站在以前集会等候入场的位置，都靠到了周边围墙处，中间空出了很大一块地方。广场周边的围墙上密集地插上了彩旗，俱乐部前面拉上了会标和两个长长的标语，标语其实就是两幅春联，把节日气氛渲染得非常浓烈。广场中央堆着一堆木柴和一小瓶汽油，为篝火做好了准备。所有在场的人员，包括在广场门口围观的家属和孩子们，人人脸上洋溢着兴奋和笑容，全然没有了平时集会时候的严肃。
最先开始的是团拜会，这样一个时间段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俱乐部楼顶上的大灯，把广场照得雪亮。首先由团里主要领导宣读团党委对全团官兵和家属的慰问信，简单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感谢大家的团结努力。然后分别由其他团领导宣读集团军致全体官兵和家属以及离退休老干部们的慰问信，以师长冯兆举政委王庆义名义签发的对全师官兵们的慰问电。
随后进行的就是烟火晚会了，随着一声“篝火”的口令，广场西北侧二十发信号弹同时腾空而起，广场中央提前堆放好的柴堆被点燃，团里购买的鞭炮和烟花开始燃放。团里提前下发了通知，要求各连队都要适量购买一些烟花爆竹带到晚会现场燃放，这样一个时间段各连队也燃放起我们自己所带来的烟花和爆竹。
二十发信号弹同时腾空而起，这是通过坦克营副营长杨少华发明的一个装置实现的。我跟杨少华不熟悉，对他的了解都是通过和我在一营炮兵连搭档过的指导员金伟。金伟当排长的时候，杨少华是他们连长。据金伟讲，在一次坦克实弹射击完毕验靶的时候，杨少华敢于公开挑战时任坦克营教导员刘智军，让我感觉杨少华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看到这一个装置以后，我感觉杨少华还是一个心思缜密很有内秀的人。
这个二十发信号弹同时发射的装置，就是四根角铁焊成的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一个圆形铁环，铁环上有二十个卡扣用来固定信号枪，再用一个圆环控制信号枪的扳机，这个圆环连接着下面一个踏板，这个踏板就是击发装置。信号枪装好信号弹以后，把扳机放置到待机状态，然后固定到铁环上。听到发射的口令，用力蹬踩踏板实现信号枪的击发。发射的二十颗信号弹成天女散花状，从中央向四周分散开来，非常震撼和壮观。
看到过这个装置的人，都觉得它格外的简单，简单到有点简陋的程度。但你仔细一琢磨，就能感觉这个简单背后的不简单。很多发明都是这样，没有的时候大家都束手无策，有了它以后大家又觉得不过如此。这个小发明据说获得过部队的一个什么奖，我感觉它是实至名归。
能够购买的大部分的烟花和信号弹相比，不管是发射高度还是亮度，都不是一个量级的。除了用杨少华发明的装置发射的二十颗信号弹外，在俱乐部门口正上方的楼顶上，还有二十名炮兵营的战友发射信号弹。这二十名战友分成两组，每组十名站在东西两侧。他们装好各色信号弹以后，同一个姿势持枪走到俱乐部大门的正上方发射，发射完以后，统一退回原来位置装弹，另一组人员再走过来发射。
因为有了信号弹的发射，使得整个烟火晚会具有了浓厚的部队氛围。现场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照亮夜空的烟花和信号弹绚丽的光芒，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现场的官兵和家属们，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儿时欢乐的笑容。
当炮兵营战友发射的最后一组信号弹升空以后，烟火晚会顺利圆满地结束，没再次出现任何不安全的苗头。当信号弹熄灭，司令部场地值班员组织人员进入礼堂的时候，我也为郭主任长出了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放到了肚子里。组织烟火晚会，其中还要打信号弹。这是典型的“炒豆大家吃，砸锅一个人”的一件事儿，一切顺利啥都好说。这大过年的，如果出了啥事儿，策划者想不承担相应的责任都难。
参加晚会的人很多，因为各单位除了必要的留守人员以外都来了，再加上家属和孩子们。平时开会后面总会空出来一部分座位的礼堂，当晚坐得满满当当。中间最后面的位置，留给了家属和孩子们。还有很多人因没有座位，最后就站在了通道里面。
提前布置会场的时候，在舞台下面中间最利于观看的位置，给团里领导们留出了一排座位。还在领导座位前面占用了一排座椅放上了桌子，桌子上摆着茶杯和瓜子盘，茶杯和瓜子盘让堂会的氛围呼呼冒了出来。对于这排领导座位，我感觉有点不合适。又没有啥上级领导参加，都是本团官兵家属们联欢，如果只是领导们坐在这里也就算了，领导们的家属孩子也坐在这里。相对于后面没有座位的其他干部家属孩子，这排领导座位很有一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味。
九三年冬季的太行山深处，以我团拉练队伍为背景，政治处副主任李志玉在拍照留念。李副主任左下位置坐着的两个人，前面是参谋长王国启，后面是干部股长于英亮。
联欢晚会的报幕员是一男一女俩人，男的是通信连连长王辉，女的是从易县文化馆请来的我不认识。两个人都化了妆，女报幕员穿着裙子。因为跟王辉很熟悉，看着穿着夏装抹了红脸蛋画了眉的他，感觉像新姑爷一样挺好玩儿的。
后来一提这个事儿，王辉就非常不好意思地有点恼羞成怒，赶紧解释说是副主任李志玉非要让他干这事儿。王辉说李副主任很关心他，看到他穿着夏装比较冷，就主动把自己的大衣脱给他穿。他穿上大衣无意识把手插到大衣兜里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鼓鼓囊囊装钱的信封。他把信封交给李副主任的时候，李副主任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这个钱，是团里发给带号领导们的过年费。这个过年费大概是两千块钱，这在蓝色百元大钞还没有流通的当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团长黄光雄手风琴伴奏，所有留队过年的带号领导们给大家表演了一个小合唱节目。唱的第一首歌是语录歌，歌词是毛主席的一段语录，由李劫夫谱曲。语录内容是：我们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
这首歌非常符合当年的政治氛围，因为王震副主席此前批过《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说世界不是充满爱，还有阶级斗争。李劫夫谱曲的语录歌在文革初期盛行一时，后来又销声匿迹了。时隔多年以后，在九二年前后，这首语录歌又流行了起来。这种歌词政治上绝对正确，但总给人一种时空倒转的感觉。
带号领导们，按照平时开会时候以官职大小排座位的习惯做法，以张忠金政委为核心站成一排。所幸张政委的个子比较高，队形看起来还比较协调。如果个子比较矮的黄团长不会拉手风琴，他要紧靠着和张政委站到一起，整个队形就有点高低起伏了。这种联欢会领导们也放不下架子，或者说大家一起放不下架子，仔细想想也是挺好玩儿的一件事儿。
实话实说，我们团带号领导们的形象，绝对可以说是仪表堂堂。不管是个子较高长得比较壮实的张忠金政委还是技术副团长苗宝生，郭志刚主任王国启参谋长，高高胖胖的后勤处长朱立新，长得很瘦有点弱不禁风的副团长潘建平，每个人的形象都绝对对得起观众。
只是这几位领导，舞台表演经验比较欠缺，虽然经常一本正经地坐在主席台上。表演节目时候显得有一点紧张，非常严肃地直眉瞪眼张着大嘴扯着嗓子使劲儿吼，根本谈不上任何演唱技巧，完全是新兵们饭前一支歌的味道。担任手风琴伴奏的黄光雄团长，则和这几位完全不同，不光是手风琴拉得好，而且还微笑着和演唱的人和观众有互动，显得很放松，一看就是舞台经验丰富。
汽车连连长冯兆波指导员周新才和一营副营长丁祥华，给大家表演了一个器乐小合奏，两个人拉胡琴一个人吹笛子。这哥儿三一上台就迎来了一个碰头彩，大家热烈鼓掌。大家鼓掌不是因为他们将要表演节目，而是他们的神态。这也是没啥舞台经验的一个组合，但他们不像团里带号领导们那么紧张，这三个人是真的放松，放松到好像他们是来舞台上串门的，很有点东北二人转演员赵本山表演小品的那种松弛感。看到舞台上没有给他们摆好椅子，马上调头回去自己提着折叠椅子就上来了，把椅子打开以后，也没有向观众鞠躬致意的动作，更不像专业演员只坐在椅子的前半部，而是很随意非常放松地一把椅子装得满满当当，然后就滋滋啦啦地开始调校胡琴的音调。
演奏完一个曲子以后，面对大家的热烈掌声和欢呼。这哥儿三稍微一碰头小声商量了一下，然后就有一个人凑到话筒前，自己给自己报幕，然后又演奏了起来。演奏的时候也不是很合拍，完全是自由发挥，勉强凑到了一起。一看他们就是缺乏事先合练，全凭个人的老底子在现场发挥。表演结束以后，冯兆波周新才站起来提着椅子就走了下去，走在后面的丁祥华则不然，他咧着大嘴边笑边向观众鞠躬挥手致谢不断，如果只看他们哥儿三的谢幕，会让人以为这是丁祥华独奏音乐会的谢幕。
九一年在内蒙古朱日和驻训期间，团长黄光雄带着手风琴（右）与参谋长王国启（中）政治处主任郭志刚合影留念。
坦克营志愿兵邓大章，反串角色给大家表演了小品。他的小品是克隆黄宏的《超生游击队》，他也像黄宏一样，弄了一个塑料娃娃背在身上。只是他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加上他平时大大咧咧的自来熟性格大家很熟悉，影响了大家入戏。他在舞台上也是丝毫不紧张，完全跟着观众的感觉来。看到大家对他给娃娃把尿的动作掌声热烈，他三番五次地把娃娃从后背扯下来把尿，嘴里还很夸张地发出嘘嘘声。有一点儿你不乐他就过来用手使劲儿挠你咯吱窝，让你不乐不行非乐不可的感觉。
炮兵营副营长吴晓伦的女儿吴海静，张忠金政委的女儿张竹，都分别登台给大家表演了节目，坦克营的家属们也表演了节目。这两位小姑娘和家属们的节目，从视觉上就给男演员占绝大多数的晚会，带来了家的温馨氛围。
过年的时候，部队的人把信号弹当成烟花打，这应该不是啥新鲜事。但由组织的打信号弹，这可能不多，最起码在我的军旅生涯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所以九三年我们团的春节晚会，是我军旅生涯中，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晚会。以至于到后来，不管是看什么级别什么单位举办的春节晚会，我都会想起我们团九三年春节的这台晚会。
九三年春节晚会结束以后，兴奋之余我有了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想法：今年晚会办得这么好，看你郭主任明年怎么办，要想突破，你总不能把炮兵营的自行榴弹炮车开出来打两发照明弹吧？
1980年的春节，步兵学校学员放假，当时一两千个对越作战回来入学的南方的战斗骨干，他们不知道如何买火车票，不知道如何转车，学校只好申请了一个专列，从金州发到北京，每个中队派一名干部护送，到北京一个一个的给买票送上车。返回的时候，学校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专门给返程的学员安排吃住，购买车票，送上火车。我当时是学员队的区队长，没有成家，没有探亲假。家属随军的，有家有口的干部都去与家人团圆，只有我一个干部与留下的中队炊事班的几个兵一起过的春节。
叔叔您好。您把当时的部队生活写的太生动了。我是赤峰部队的随军子弟。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年，部队会派车把我们接到部队里面过春节。到了部队去各个连队里面闲逛，叔叔们都会给我们这一些孩子拿好吃的[大笑]
我六九年全家随军搬至顺义，算半个老乡。清问仁兄是哪年兵？在部队干至退休了吧？你的文笔生动流畅极富时代气息细微处展现了那个年代的軍人生活。为你点赞！[赞][赞][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