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光迪、王钧三个小组同乘一架飞机于9月12日从伯力起飞，当天下午到达北安城。
没有人到飞机场接我们。陪同我们的军官联系了一辆大卡车，乘车出了机场。王钧小组到苏军驻北安的卫戍司令部就住下了。张光迪小组也奔赴自己的岗位。我带领另外四位到火车站，准备乘车去绥化。
当时的北安，一片战后的破败景象，到处是断垣残壁，衣衫褴褛的人们在大街上急促地行走。一些人在急忙地收取日军扔下的军用物资。一队队荷枪实弹的苏军官兵押送投降的日军到指定地点集中，并送上火车运走。
在车站上，苏军在忙着运送物资和战俘。我问了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到绥化去的火车。我们便离开火车站往街里走，找了一座破房子，据说这座房子是伪满兴农合作社旧址，我们在这里找到几条破棉被，将就着住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乘上一列南去的列车。我恨不得立刻到达战斗岗位。然而由于敌人撤退时的破坏，路轨受损，火车开得很慢。列车走走停停，直到午后五点多钟才到达绥化。
一下火车，我们马上奔赴苏军驻绥化卫戍司令部，与苏军司令卡萨拉也夫见了面，从此我就担任了副司令之职。我与卡氏合作得很好，我们都很高兴。在这里，我遇到了给苏军担任向导先期到达绥化的孙志远和李海青两位抗联老。他们向我介绍了绥化的情况，说在绥化公开挂了牌子，天天在宣传。随即问我咱们怎么办？这两位忠厚而朴实的员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对付这些伪满爪牙纠集起来的。我一听此言觉得形势不妙，就下定决心在绥化和决一雌雄。我顺口说：那就斗吧！于是我与苏军司令协商之后，便把孙、李两编入我们小组。这样我们在绥化的工作小组就有6人了。这6人中有4个是老党员、老游击队员，这就成了我们斗争的核心力量。
从此，我们天天研究绥化的都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他们进行什么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他们有无武器？以及其他情况等等，以便对症下药的进行斗争。这就是说我们一到绥化，首先遇到的是与的斗争。这是创建龙南根据地的首要问题。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东北的形势十分复杂，蒋介石为了夺取抗战的胜利果实，利用电台大造舆论，让日伪时期的各级行政机构一律改为地方治安维持会，坚持工作，等待来接收，并把日伪残余、旧官吏、反动地主、地痞流氓等纠集起来，建立反动组织、反动武装。
在绥化地区，从呼兰县调来李景华等3人进行活动。1945年8月23日，他们在绥化县电影院召开大会，成立了绥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推举汉奸豪绅常栋彝（外号常八）为会长，原伪县长汤铭新为副会长，接着，又派柳国东等反动头目来绥化，成立了绥化县党部，委任伪官吏刘信为书记长，挂出了绥化县党部的招牌。由此伪满官吏、土豪、汉奸摇身一变，都成了。他们是羊头狗肉铺的，这些人到处煽风点火，张贴标语，迷惑群众，他们明着，暗中反苏，造谣生事，制造混乱。在此之前，以老员李慕寒（又名李信）为首的一些人亦曾在东北光复之后，起来恢复县党部。他们多是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尚存观望思想，活动较少，故未得到龙江省党部柳国东的承认。这样，两派之间产生了矛盾。刘信一伙一挂出牌子，李信就暗中反对，他揭发刘信当汉奸的罪行。这对我们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是一个有利条件。
为了稳定政治形势，争取群众，安定民心，顺利开展绥化地区的工作，我以苏军绥化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职务之便，组织了红军之友社，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开展工作。可是，由于少数苏联红军战士纪律不好，红军之友社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我又联系一位和我们接近的开明知识分子栾庆丰，与他商议组织民主大同盟，他口头答应了，但活动并不积极，没取得有效的结果。于是，我转而于1945年9月21日自力更生地组织了一个民众教育馆，为我们在绥化的活动建立一个公开的宣传阵地。同时，又根据东北党委会原先的部署，组成绥化县临时县委，我任临时县委书记，李海青、李敏、孙志远任委员。临时县委是秘密组织，为了联系群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和名正言顺的名义，于是我们便通过民众教育馆这一公开组织形式开展工作，和唱对台戏。这个教育馆主要是宣传教育群众争取青年知识分子，培养训练干部。民众教育馆的学员有抗联干部、战士，中小学教员和伪满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的两个战场》、《宣言》等。我们把这些材料油印成册，发给大家，并经常进行讲解，开展中国向何处去的讨论，宣传中国在抗战时期的伟大作用以及治理中国的路线方针。当时，每天都有几十人来听讲，宣传工作初见成效。同时，我还派出干部和受过训练的学员深入到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中去，宣传毛主席如何领导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揭露蒋介石出卖东北、消极抗战、积极的罪行。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宣传我们党的政策，使集中宣传和分散宣传相结合，收到良好效果。
我依靠民众教育馆这个阵地，带领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我们的力量。在这期间，我们发展了任海山、周简、丛万和、春雨蕃等一批党员，并将任海山、周简吸收为临时县委委员，形成了坚强的临时县委的核心。
为了打击和日伪残余势力的活动，争取群众，夺取政权，我们决定取缔绥化县党部，迫使它不能与我们公开对抗。在苏联红军对绥化实行军事管制的情况下，我们是处于合法的地位的，以合法的斗争去制服那些杂牌是极有利的。
1945年9月22日，依照我们和苏军卫戍司令部掌握的情况，我与嘎萨拉也夫苏军卫戍司令亲自去搜查了绥化县党部,查获了一批反苏的文件和材料以及一些宣传工具，有了这些确凿的证据，于是当即宣布没收，并封闭了绥化县党部。这样一些有劣迹的就逃之夭夭了，从而使其组织解体，再不能公开合法地进行罪恶活动。限制和禁止他们的活动，就为我们的活动扫除了障碍。第二天，又解散了绥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派任海山、王华山、春雨蕃，分别去接收了电话局、教育局、电业局等要害部门。同时，我派李敏到县女子中学的教员中进行工作，争取了一批知识分子到我们这方面来，由此我们声威大振，投靠我们的群众慢慢的变多，使我们应接不暇。
为了解除把持的武装，我们派抗联干部孙志远、李占春、李海青等人，分别打入治安队和在绥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控制下的公安局，瓦解了这些武装，并对其组织加以彻底改造，清洗了不良分子和反动头目，把它变成了人民的武装队伍。以此为基础，于1945年9月24日正式建立起人民自卫队第一大队（驻绥化）。与此同时，我又派张克明将原来我党的一个地下支部改组为绥化县四方台区委，并任张克明为区委书记。又派李海青名区委收缴了当地警察所的，建立起人民自卫队第二大队（驻四方台）。这个大队的骨干除张克明外，还有陈国栋、张明仁等。张克明原在中东铁路做地下工作，在铁路工人中有威信，所以第二大队的战士多数是铁路工人。接着，我们便在绥化县城正式成立了人民自卫队，队部设在绥化县城南门里原广信当的大院里。由孙志远为县人民自卫队的队长。这样，的武装力量就被我们彻底改编了。
我们把控制的武装队伍，也是用合法的形式抓过来变成了我们的武装力量，这是我们战胜绥化又一重大收获。
斗争总是曲折的，我们与绥化的斗争，并未因此而结束。由于那些逃散的转入地下，进行各种秘密活动，他们指使伪警、宪、特利用我们武装队伍扩大新兵之机，隐瞒他们真实成分和出身，打入我们的队伍，企图进行策反，这给我们大家带来不少麻烦。以至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事端，在此按下不提。
由于我们有广大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拥护，由于我们的武装队伍不断壮大，在地下不可能与我们公开对抗，于是他们就造谣生事、声言要对我进行暗杀。这当然引起了我的警惕。回想起这件事，其消息来源还是我们新发展的一个名叫春雨蕃的党员来告知的，而且要我不窜小胡同，不到人群中去，不在夜间上街。我尊重们的一一劝告，我内心感激他们，这使我再一次街。我尊重们的一一劝告，我内心感激他们，这使我再一次体会到，我们人之间的革命友情是多么深厚、多么高贵。
为了安全起见，在我身边设了一名武装警卫，名叫白英贵，他是个精明的青年，他很负责，我走到那里，他就跟到那里，他和我一起不知经过多少起危险的遭遇，所幸都没有出事。他那种辛勤的忘我的工作精神，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民武装工作基本建立之后，临时县委便把工作的重点转向发动群众，反奸除霸。
我们派党员干部袁树华带领工人积极分子张守山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采取秘密串联的办法，广泛联系，宣传我党主张，揭露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的阴谋，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开始在面粉厂，后来扩大到制材厂、铁路机务段和电务段。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团结了一批骨干。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工会组织。
那时，我们工会组织只在产业工人中吸收会员，因为他们是真正无产阶级。他们一无所有，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去给资本家干活，出卖自己的劳动。他们最富有彻底的革命性，后来绥化的工人运动证明，是他们坚决拥护、全力支持党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他们以身作则的率先参加人民的武装部队，并成为部队的中坚。无论在后来的龙南纵队也好、黑龙江人民自卫军警卫第一旅也好，他们一直是部队的骨干力量。尤其在反奸锄霸的斗争中，他们始终牢牢地站稳阶级立场，进行说理的斗争，在处理恶霸汉奸、大把头方面他们是针锋相对、毫不含糊，而在处理劳资关系上，他们始终把生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值得称道的。
当时，工会的领导干部袁树华、张守山等，按照临时县委的部署，积极发动工人群众揭露汉奸恶霸的罪行，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纷纷要求剂除汉奸把头。根据群众的要求，于1945年11月初在火车站广场召开审判大会，批斗处决了绥化车站脚行大把头王乃贵和德昌厚制米厂经理孟向阳。随后，我们便又在工人的支持下，破获了地下先遣军。
地下先遣军头子张明士，日伪时期在绥化开一家环球医院，与日伪勾结甚紧。光复以后，张明士离开绥化跑到哈尔滨投靠了。哈尔滨的见他在绥化有一定势力，便委任他为绥化地下先遣军军长，企图靠他网罗反动势力，组织反动武装，与我们党和人民为敌。
张明士潜回绥化以后，便四处奔走，到处串连，纠集汉奸走狗，日伪官吏，秘密发展地下先遣军骨干。但是，张明士一回到绥化，便落入已经觉悟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视之中。我们根据上级部门的情报和当地群众积极分子的报告，牢牢掌握着张明士的活动。在他羽翼尚未丰满之时，我立即派出部队包围了张明士的环球医院，将这伙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
与此同时，临时县委又从工人那里得到了挺进军十八支队在绥化活动的情报。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股反动武装，我亲自率领队伍到北门里发顺电厂，一举破获了这个潜伏地下的反动武装组织，并逮捕了在绥化策反的头目韩林。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和尖锐的对敌斗争，绥化局势初步好转，但是人心仍不稳定，人类对于能否站稳脚跟仍有疑虑。
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临时县委筹备建立县政府，把阎继哲从海伦调到绥化。阎继哲是地下党员，这是张寿篯在从苏联回东北时交给我的一个关系。他曾被捕入狱，八·一五光复后出狱，隐居海伦。1945年11月13日，由我和阎继哲主持，在绥化九江楼饭店召开了有99人参加的绥化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举阎继哲为县长，另一位由关内派来的老干部刘铮当选为县政府秘书长。绥化县政府正式成立，我们的临时县委实际上也就处于半公开状态。原维持会的财产均被我县政府接收。政府各部门立即开始工作，学校复课，商店开始营业，工厂恢复生产，人心终于安定下来。
1945年11月下旬，上级党组织派来一批从关内来的老干部。他们是蔡明、姚国民、杨毅夫、朱维仁、陈化争、李光宇、肖杰、车雪轩、尹东征、刘克平等。根据黑龙江省工委的指示，组成了绥化中心县委。中心县委兼管庆安、铁力、望奎三个县的工作。我任中心县委书记，朱维仁任副书记，蔡明、姚国民、杨毅夫、李光宇、陈化争、肖杰为中心县委委员，肖杰、李光宇先后为组织部长，霍遇吾为宣传部长，肖杰后来为部长。戴宗友为庆安县委书记，刘先为铁力县委书记，陈化争为望奎县委书记。绥化中心县委成立之后，此前由我组织的临时县委就撤消了。
这批关内老干部的到来真是使我喜出望外！我似乎一下子感到从孤军奋战投入到了千军万马之中，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当初我们从苏联回来时，对于整个形势了解不多，没有预料到关内来的老干部、八路军、新四军能迅速到达东北，那时我们以为有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东北可能会落入政府之手。所以我们抗联回东北的时候，还是要做上山打游击的准备，实在没想到毛主席的雄才大略，竟然果断地派出干部、调动部队到东北来的这么神速。为此，我们抗联干部个个心花怒放，有如离乱中的赤子终于得救一样。这种感情不是偶然的。一则，我们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达10余年之久，孤悬敌后艰苦奋战，时时刻刻思念党中央，现在我们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那种幸福之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二则，我们抗联队伍只剩下不过三、五百人，如果没关内八路军、新四军进军东北和大批延安干部的到来，以我们原来的力量当然难以与军队相抗衡。另外，以我们抗联干部的领导水平和能力来说，也远没有关内干部在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建党建政以及作战等方面有那样丰富的经验，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因此，关内大批干部和部队的到来，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增加了我们斗争的信心。
由于关内干部的到来，使我们领导力量大大加强，根据省工委的指示，我们于11月底在绥化县人民自卫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龙南纵队，由蔡明任司令员，我兼政委，姚国民任副政委，杨毅夫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设三个营：绥化县城为第一营，营长郭金甲；四方台为第二营，营长谷斌；永安为第三营，营长陈春。这些营级干部及其所属连队的指导员都是从关内来的老干部和老战士，由这些老来掌握枪杆子我们就放心了。
正在我们扩建军队需要武器装备时，绥化苏军卫戍司令嘎萨拉耶夫少校告诉我，说在绥化车站到了两车皮武器弹药，要我们去接管。他在告知我接管武器时，向我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很引人注意。他说：在斯大林给波兰国际旅武器装备时说，武器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很重要，要掌握在向敌人射击的战士手里，而不要让武器被坏人拿去，向着我们自己开枪……几句简短的话道破了一个原则精神，即革命的武器必须发到革命者手里，这就要看我们的队伍是否纯洁，这一点也决定我们革命队伍的胜败。
我把发枪的喜讯立即通知了蔡明司令员、姚政委、杨主任，当即决定马上把这两火车武器取回来。当天深夜，蔡司令和姚政委带队伍赶到车站，只见装有武器弹药的车皮停在车站一条专用支线上。大家搬的搬，扛的扛，很快就卸了下来。这批武器有三八式步枪约5000支，三八式轻机关枪150余挺，迫击炮20余门，其他手榴弹、子弹、炮弹不计其数。这时绥化的社会治安情况还很乱，暗藏的敌人有的打黑枪，就在我们卸车的时候，纵队供给处处长刘建勋不幸被隐蔽中的敌人暗枪击中，当场牺牲。为取得武器而受到这样损失，使我们在高兴中而又难过。我们用这批武器装备了以铁路工人为骨干的龙南纵队。
为了适应建军的需要，这年12月，我们把民众教育馆改建为龙南军政干部学校，我兼任校长，实际上经常做具体工作的是肖杰、车雪轩等，肖杰为教务长，车雪轩为支部书记。为了加强学校的工作，我们又从四方台区委抽调10名员到这个学校工作，学校的招生范围也扩大到望奎、庆安等地。龙南军政学校办了6个多月（1945年12月至1946年6月），共培训学员200余人，毕业后大部分配到政府、军队、公安局和工作团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我同关内派来的老干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深感自己水平有限。开起会来，无论是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还是在群众工作等问题的讨论上，他们讲得头头是道，我非常佩服。然而到会议结束时，我就懵了，大家催促我：政委讲一讲吧！这显然是让我作结论。我以为大家说得都很好，何必做什么结论，便说：就这么的吧！这当然不行，便追问：怎么的呀！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做不出结论，真怪难为情的。我为此感到着急和内疚。当然，这些觉悟很高，仍然积极支持我的工作，但我却总觉得赶不上人家，难以胜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纵队政委的职务，于是我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1946年初，我向省委写了一封辞职信。在这封信中，我诚恳地向省委提出，关内来的老比我水平高，应由他们担任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我到区一级领导工作岗位上去。我的这一举动完全不是过谦，也不是怕负责任，确实是感到自己的能力低，不能当此重任，怕贻误工作。但我在信中说了一句极不应该说的俏皮话：别让我孙悟空坐殿﹣一望之不似仁君。其实这话是我怕人看不起，而不是老看我如何。但无论怎么说，在这郑重的向上级的报告中，用这种带讽刺味的话，是没有积极因素的。因为我的辞职信，特别因为我那句俏皮话，省委书记王鹤寿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王鹤寿在省委办公楼见到我来以后，首先询问了我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对我的工作表示关心，对此我感到温暖，随后他就很严肃地对我说：怎么，在我们正同进行尖锐斗争的紧张时刻，怕挑重担子，是不应该的。党组织让你当中心县委书记，是对你的信任和培养，你怎么用撂挑子来对待？这些话说得既严肃而又有原则性，当时我愧悔无地自容。他还特别指出，那句俏皮话是不利于团结的。大敌当前，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要求我不要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期望。
王鹤寿的批评是严厉的，但却使我感到亲切和温暖，并促使我奋进。在我撂挑子时，省委及时地批评和教育了我，我只有真心诚意地接受省委的批评，并努力做好工作。况且，关内来的是全力支持我的。虽然他们的水平比我高，但还是维护我来领导绥化和龙南的工作。这使我非常感动，我更没理由撂挑子。我进一步思考，关内老干部水平高，不正是我的榜样、我的老师吗？向老干部学习，提升个人的领导水平。我给自己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
以后每逢开会或遇到难题，我都仔细倾听老的意见，而且每会必记。我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归纳，作为会议的结论或作为解决某一问题的决定。就这样，在上级组织和们的帮助下，我的工作慢慢就适应了。孔子所说的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的格言，我也有了深刻的体验。我这样向关内老学习，进一步取得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尊敬，我曾经为此总结了一句话，这就是敬人者人恒敬之以此自勉。在我工作周围的，都成了我的老师，至今我仍十分怀念那些曾在绥化共同工作、战斗的战友，他们给我的帮助和教育，永远使我感激不尽。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
老省长，书法、诗词皆优，是一位文武皆能的老抗联战士，一辈子为龙江贡献，是值得纪念的龙江名人。
